作者 | Sapathyx

制作 | 琥珀

哀悼，现代汉语词典释义：1.悲痛地追念；2.指悲痛追念的感情。

从词语释义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形容一种情绪，或者说一种状态，大多数时候会用在哀悼死者或者逝去，总之，是形容生命的。这个词需要有一个指向以及一个完成，没有人会对着虚空说：我哀悼。

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哀悼是一种状态，甚至是一种持续地无法被完成的状态，并且它可以指向虚无，即无对象哀悼。

拉康认为，缺失是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结构，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缺失，围绕着它打转，却永远不可能触碰，只能被言说。主体的生成，正是因为其与“他者欲望”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这种关系永远无法被补足，于是主体围绕着这道缺口构建自身。哀悼是对人类主体缺失的一种触碰行为。通过哀悼，我们得以构建出自己的主体。

然而无对象哀悼是一种天然的缺失，因为这种缺失没有办法被言说，所以它没有办法通过言说得以补足。因此，无对象哀悼不是没有对象，而是对象在语言系统处于失效的状态。

如巴特勒所说，“可哀悼性”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对于那些被剥夺认同、排除在话语之外的边缘主体来说，ta们的失语并不在“社会允许的哀悼”内。

很多边缘身份者、非典型主体（如酷儿、跨性别者、移民、底层劳动者）常常处在一种无对象哀悼的状态中，ta们哀悼的不是生命或者失去，而是自己本可以拥有但从未获得过的正常成长的权利；从未被赋予的被欲望/被接纳/被承认的可能，以及被社会系统剥夺的生存尊严与完整性。

因此在这种语境下“哀悼”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对结构性缺失的感知方式。所以在大部分时候我们其实无法明确感知哀悼的发生。它更像是一种实在界的幽灵盘旋在我们周围——它代表了所有的未完成之物，一切语言未能覆盖的缺失——一种不在场但持续回应现实的存在。它不仅是对过去的遗留，也是对未来的召唤，亦是我们对于未完整权利的要求。它逼迫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重返过去的场域并且与遗留的伤痕共振。它像附骨之疽一样根植于过去的记忆，经验，与身体。它在我们每一次试图进入新的场域时散发着来自过去的怨念，试图保护我们免受新的伤害。

但幽灵并不只作为残留伤口的象征，也是一种防御机制，阻止我们过早地进入下一个场域。

我们常常在“可承受的好”处抽身离开。这是实在界的幽灵对我们的保护。因为它既不知道什么是好，也不知道怎么留住好，所以只能在过去的重复里不断打转，不断重复着哀悼的话语——没有办法抵达的如果。它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是一种剩余，不仅是实在界的剩余，更是这个世界的剩余，是没有办法完成投射的情感碎片。

哀悼不止是情感，更是一种结构性的生活方式。它不是终结，也不可能放下，我们不得不与这样的幽灵共处：一边为失去保留空间，一边在关系与制度层面寻求改变；哀悼的语言是一种冻结性的语言。它并非打开未来，而是将过去钉在某种记忆中。而正是这些系统性封存地记忆，阻止了我们对未来的欲望。我们不断纪念某种未被实现的可能，却无法为新的可能留出足够空间。但这也为酷儿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性——并非对终结的确认，而是对终结未完成的承认。这也正是哀悼的政治潜能所在。

酷儿政治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争取到了边缘生命的可哀悼性（吗？）。正如巴特勒所强调的：“被承认为生命”意味着被纳入应有的语言与结构权力。但是酷儿话语上的胜利并未帮助边缘群体争取到可被欲望的权利，也并未真正改写原有的欲望结构。所以这种承认并不代表身体上的可被触碰和情感上的可被欲望。尤其是在酷儿群体内部，可被哀悼性没有被转换成应有的生命欲望，边缘群体也并未真正进入主流或者内部的欲望话语体系，反而被转化成了另一种规范的要求，一种获取回应的筹码。

这种得到说出自己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得到进入ta者欲望，亲密与关系之中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理解哀悼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必须重新面对当下的欲望实践与关系选择——我们在生活中如何被标记，被拒绝以及如何“被尊重”却“不被欲望”。

语言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欲望的通道被打开；被命名、被哀悼、被引用，并不意味着被触碰、被渴望、被选择进入关系。我们成了结构中可以被说出的人，却仍然不是ta人真正“想要”的人。象征结构上的承认为我们创造了说话的位置，但并没有创造出欲望的路径。如果酷儿政治的目标不只是抵抗缺失的政治逻辑，而是争取完整的生命结构，那么它必须超越象征系统内的胜利，将欲望重新纳入构造工程。这意味着酷儿运动不仅是为边缘生命争取哀悼权利，而是要重新组织“可以被欲望”的结构性话语。否则，我们将永远停留在“可以被纪念”，却不能“被爱”、“被欲望”的边缘位置。

象征上的承认止于语言，而欲望的缺席则发生在生产的环节。所以要解释“被哀悼而不被欲望”需要从象征转向实在：问题已经不再是“谁能被说出”，而是“什么制造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意识到，当下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个体，而是资本规训下运行的被管理的载体。由此，问题转为：当代社会如何制造“可被欲望“的身体与气质。正如Paul B. Preciado在《Testo Junkie（睾酮药瘾）》中提出的：在药物、技术、影像互相交织的生物政治体系中，药物被构建成为某种社会体系，它不再是医学，而是某种政治媒介的装置；与之匹配的现代生物技术也使得具身体验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技术工具所呈现的幻象。所以，药物、技术、影像与市场体系共同交织成一种“药物色情资本主义”：荷尔蒙与药品不只是医疗物质，它们与影像生产、媒体平台共同分发、重写性别气质与快感的语法，把“可被欲望”装置化为可复制、可销售的范式。于是，某些身体被持续凸显并被标注为“可被欲望”，而另一些身体被系统性地去感、降权。我们在这种范式里学习如何展演“可被欲望”的规范，也学习如何调校自身的情感与行为以对齐该规范；最残酷的是，这种学习成果常被误认为是“真实的自我”。

在这种欲望的结构中，感受不是自由的，情感也并非流动的，二者围绕着某种特定社会意义上“可被欲望”的身体/气质进行聚焦与筛选。这是资本主义与药物政治共同施加的筛选机制，也是酷儿政治无法回避的幻觉。

哀悼的幽灵并未因可见性而消散，而是在其它层面被再生产为残酷的可被欲望。如 Sara Ahmed 指出，情感是社会性的分配机制，它围绕特定身体聚焦、从他处撤离；而在 Lauren Berlant 的意义上，追求“被欲望”的愿景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让主体滞留在无法兑现却不断被许诺的希望形式中。

但“被欲望”与“被尊重”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更多地情况是它们在现实中彼此纠缠。我们一方面需要成为被尊重的主体，另一方面渴望成为被欲望的主体。我也并不觉得通过“可哀悼性”这种方式夺得的话语体系可以真正达到“可欲望性”，我也并不觉得任何人的欲望需要被纠正，我提出的问题是：谁在制造这种欲望，以及这种欲望范式如何被安放。我们哀悼的是自身的不在场。

与其探索如何能把哀悼转为欲望的语法结构，不如承认二者根本隶属于不同的生产装置：“哀悼”从象征层面把我们安置在“可被说出”的位置；“欲望”由药物、影像、技术、市场共同分发。因此，酷儿政治的目标应该从“命名”转向“重新书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话语。

我们有权拒绝哀悼的完成，并且为此保持愤怒。当哀悼与欲望被同一体系生产时，哀悼的完成只会把裂隙缝合为沉默，把愤怒转写成故事。但这种愤怒不是姿态，而是一种方法，更是我们对待欲望装置的态度。我选择与哀悼的幽灵共生，保持这种愤怒；在酷儿时间内承认哀悼的未完成。这不是对过去的沉溺，而是把永远转变成不懈的制度争取与关系重写的进程。